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又到了京城最美的季节。对于北京人来说,“五月的鲜花”不仅是满城的姹紫嫣红,还是从社区、乡村、学校、军营传出来的激情澎湃的歌声。从上世纪50年代起,北京便开始举办“红五月”歌咏比赛。数十年来,“五月的鲜花”群众歌咏活动长盛不衰,歌声伴随着几代北京人走过了光辉岁月。
唱着红歌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
上世纪50年代,北京兴起了群众歌咏活动,工厂、农村、机关以及学校到处都在传唱“革命人,意志坚”“社会主义好”等红歌,每年5月,还会进行“红五月”歌咏比赛。
据本报1958年4月17日3版《全市到处教唱学唱五首新歌》报道,当时的群众歌咏活动十分活跃,很多单位都是领导带头学。财政部印刷厂90%的职工唱会了7首新歌,工人们不但自己唱,还带着家属一起唱。与此同时,专业艺术团体、音乐家积极参与,推动了群众歌咏活动的开展。比如,中央乐团合唱队负责辅导东郊工厂的工人,中央广播乐团负责辅导西四区的居民,作曲家李焕之、马可、瞿希贤等人会定期或不定期地去教歌。
在那个年代,北京各厂矿企业都在开展热火朝天的劳动竞赛,职工们一边参与劳动竞赛,一边高唱红歌,激发了革命斗志,鼓舞了劳动热情。有的工人说:“唱革命歌曲就是带劲,不管是听还是唱,浑身有力量!”
“太阳出来照四方,劳动热情高万丈,我们工人革命干劲足,我们工人爱把革命歌来唱……”随着群众歌咏活动的深入开展,一些爱好音乐的职工不再满足于学唱,也学着自己创作歌曲了。北京人民印刷厂职工张季琦、夏宝森写的《唱“五好”》、北京量具刃具厂工人王东升写的《勤俭搞建设》、北京广播器材厂工人郭士杰写的《“五好”就是指路标》等,都受到厂里职工的欢迎。“唱了自己编的新歌,鼓舞了我们的干劲。”北京广播器材厂的一位老工人说。(1963年7月8日《北京日报》1版,《高唱革命歌曲 激励革命精神》)
后来,北京的群众歌咏活动范围不断扩大,在厂矿的车间、工段、班组,在学校的课堂、操场,都有歌咏活动开展。京棉三厂举行的歌咏比赛有3000人参加;电子管厂的歌咏活动从几个科室、车间扩大到全厂,每次厂里开大会前,歌声便此起彼伏,声势浩大。在郊区,不仅平原地带的不少生产队成立了合唱队,就连密云深山峻岭中的公社也有青年社员组成了合唱队,合唱队队员经常在地头和山坡教群众唱歌。中小学校的歌咏活动形式更是多样,有三五人的小合唱,也有几十人的大合唱;有独唱、表演唱,还有班组或班级之间的赛歌、对歌,有时还载歌载舞。(1964年2月8日《北京日报》1版,《高唱革命歌曲 大鼓革命斗志》)